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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欢,犹及清明可到家。曹勋(一○九八~一一七四)字公显,阳翟人,有“松隐文集”。他的诗不算少,都是平庸浅率的东西,只除了几首,就是他在绍兴十一至十二年出使金国的诗。那时候的出使比不得北宋的出使了,从交聘的仪节就看得出来。北宋封辽低头,却还没有屈膝,觉得自己力量小,就装得气量很大;从苏洵的“送石昌言使北引”推测,奉命到辽国去的人大多暗暗捏著一把汗,会赔小心而说大话就算是外交能手,所谓“‘说大人,则藐之’,况于夷狄?”苏轼所记富弼对辽主打的官话和朱弁所记富弼回国后讲的私话是个鲜明的对照,也是这种外交的具体例证;他对辽主说,中国的“精兵以百万计”,而心里明白本国“将不知兵,兵不习战”,只有“忍耻增币”一个办法。欧阳修、韩琦、王安石、刘敞、苏辙、彭汝厉等人都有出使的诗,苏颂作得最多;都不外乎想念家乡,描摹北地的风物,或者嗤笑辽人的起居服食不文明,诗里的内容比较贫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已经是北宋建国以前的旧事,苏辙在燕山的诗也许可以代表北宋人一般的感想:“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换句话说,五代的那笔陈年宿账北宋人当然引为缺憾,不过并未觉得耻辱。有的人记载那里的人民对儿子说:“尔不得为汉民,命也!”或者对逃回去的宋人说:“尔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有的人想激发他们就地响应:“念汝幽蓟之奇士兮……忍遂反衤任偷生为?吾民就不愿左袒,汝其共取燕支归!”假如那里的人民向使者拆说过:“我本汉人,陷于涂炭,朝廷不加拯救,无路自归”,这些话至少没有反映在诗歌里。靖康之变以后,南宋跟金不像北宋跟辽那样,不是“兄弟”,而是“父子”、“叔侄”──老实说,竟是主仆了;出使的人连把银样蜡枪头对付铁拳头的那点儿外交手法都使不出来了。金人给整个宋朝的奇耻大辱以及给各个宋人的深创钜痛,这些使者都记得牢牢切切,现在奉了君命,只好憋著一肚子气去哀恳软求。淮河以北的土地人民是剜肉似的忍痛割掉的,伤痕还没有收口,这些使者一路上分明认得是老家里,现在自己倒变成外客,分明认得是一家人,眼睁睁看他们在异族手里讨生活。这种惭愤哀痛交搀在一起的情绪产生了一种新的诗境,而曹勋是第一个把它写出来的人,比他出使早十年的洪皓的“鄱阳集”里就还没有这一类的诗。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正见空江明月来,云水苍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一阕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2020欧洲杯足球竞猜徐玑(一一六二~一二一四)字文渊,一字致中,号灵渊,永嘉人,有“二薇亭诗集”。他和他的三位同乡好友──字灵晖的徐照,字灵舒的翁卷,号灵秀的赵师秀──并称“四灵”,开创了所谓“江湖派”。

2020欧洲杯足球竞猜扬万里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多而且好,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及范成大的多而且好;相形之下,内容上见得琐屑。他的诗多聪明、很省力、很有风趣,可是不能沁入心灵;他那种一挥而就的“即景”写法也害他写了许多草率的作品。苏轼(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土,眉山人,有“东坡集”、“后集”、“续集”。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他批评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从分散在他著作里的诗文评看来,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的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后面一句说“豪放”要耐人寻味,并非发酒疯似的胡闹乱嚷。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义,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俞矩”;用近代术语来说,就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在活泼,可是同时候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南宋初年,任渊注解了“山谷内集”;南宋中叶,史容注了“外集”,史季温注了“别集”,都赶不上任渊的精博。此外,陈逢寅也作了“山谷诗注”,任骥和邓公立又分别注了“外集”,可惜这三家的注本没有流传。看来“读书多”的人对黄庭坚的诗都疑神疑鬼,只提防极平常的字句里有什麽埋伏著的古典,草木皆兵,你张我望。例如任渊满以为把“和答钱穆父讠永猩猩毛笔”的出典注明白了,可是杨万里又搜查出来两句暗藏的“古人陈言”。甚至黄庭坚明明是默写白居易的诗,记错了些字句,他的崇拜者也以为他把白铁点成黄金,“可为作诗之法”,替他加上了一个“谪居黔南”的题目,编入他的诗集里。

把古典成语铺张排比虽然不是中两旧诗先天不足而带来的胎里病,但是从它的历史看来,可以说是它后天失调而经常发作的老毛病。六朝时,萧子显在“南斋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里已经不很满意诗歌“缉事比类……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锺嵘在“诗品”里更反对“补假”“经史”“故实”,换句话说,反对把当时骈文里“事对”、“事类”的方法应用到诗歌里去;唐代的韩愈无意中为这种作诗方法立下了一个简明的公式:“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也许古代诗人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把记诵的丰富来补救和掩饰诗情诗意的贫乏,或者把浓厚的“书卷气”作为应付政治和社会势力的烟幂。第一,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应酬的对象非常多,作者的品质愈低,他应酬的范围愈广,该有点真情实话可说的题目都是他把五七言来写“八股”、讲些客套虚文的机会。他可以从朝上的皇帝一直应酬到家里的妻子──试看一部分“赠内”、“悼亡”的诗;从同时人一直应酬到古人──试看许多“怀古”、“吊古”的诗;从傍人一直应酬到自己──试看不少“生日感怀”、“自题小像”的诗,从人一直应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阳赏菊、登泰山、游西湖之类都是“儒林外史”里赵雪齐所谓“不可无诗”的。就是一位大诗人也未必有那许多真实的情感和新鲜的思想来满足“应制”、“应教”、“应酬”、“应景”的需要,于是不得不像“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谓“为文而造情”,甚至以“文”代“情”,偷懒取巧,罗列些古典成语来敷衍搪塞。为皇帝做诗少不得找出周文王、汉武帝的轶事,为菊花做诗免不了扯进陶潜、司空图的名句。第二,在旧社会里,政治的压迫和礼教的束缚剥夺了诗人把某些思想和情感坦白抒写的自由。譬如他对国事朝局的愤慨、在恋爱生活里的感受,常常得指桑骂槐或者移花接木,绕了个弯,借古典来传述;明明是时事,偏说“咏史”,明明是新愁,偏说“古意”,甚至还利用“香草美人”的传统,借“古意”的形式来起“咏史”的作用,更害得读者猜测个不休。当然,碰到紧急关头,这种烟幂未必有多少用处。统治者要兴文字狱的时候,总会根据无火不会冒烟的常识,向诗人追究到底,例如在“乌台诗案”里,法官逼得苏轼把“引证经传”的字句交代出来。除掉这两个社会原因,还有艺术上的原因;诗人要使语言有色泽、增添深度、富于暗示力,好去引得读者对诗的内容作更多的寻味,就用些古典成语,仿佛屋子里安放些曲屏小几,陈设些古玩书画。不过,对一切点缀品的爱好都很容易弄到反客为主,好好一个家陈列得像古董铺子兼寄售商店,好好一首诗变成“垛叠死人”或“牵绊死尸”。处处虚堂望眼宽,荷花荷叶过阑干。游人去後无歌鼓,白水青山生晚寒。苑墙曲曲柳冥冥,人静山空见一灯。荷叶似云香不断,小船摇曳入西陵。尤袤(一一二七~一一九四)字延之,自号遂初居士,无锡人。他的诗集已经散失,後人几次三番的搜辑,以“锡山尤氏丛刻”甲集里的“梁溪遗稿”算比较完备,当然也还有增补的余地。他那些流传下来的诗都很平常,用的词藻往往滥俗,实在赶不上杨、陆、范的作品。下面选的一首是他集里压卷之作。此外还有经杨万里称赏而保存的“寄友人”一联好句:“胸中襞积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语无”。亲友久别重逢,要谈起来是话根儿剪不断的,可是千丝万绪,不知道拈起那一个话头儿才好,情意的充沛反造成了语言的窘涩。尤袤的两句把这种情景真切而又经济的传达出来了。全首诗已经失传,断句也因此埋没,直到它经过扩充和引申,变为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的“沉醉东风”:“不见时准备著千言万语……待伸拆,及至相逢,一语也无,刚则道个‘先生万福!’”彷佛一根折断的杨柳枝儿,给人捡起来,插在好泥土里,长成了一棵亭亭柳树。2020欧洲杯足球竞猜陇首多逢采桑女,荆钗蓬鬓短青裙。斋钟断寺鸡鸣午,吟杖穿山犬吠云。避石牛从斜路转,作陂水自半溪分。农家说县催科急,留我茅檐看引文。

扬舲下大江,日日风雨雪。留滞鳌背洲,十日不得发。岸冰一尺厚,刀剑触舟楫;岸雪一尺深,屹如玉城堞。同舟二三士,颇壮不恐慑;蒙毡闭篷卧,波里任倾侧。晨兴视毡上,积雪何皎洁。欲上不得梯,欲留岸频裂;攀援始得上,幸有人见接。荒村三两家,寒苦衣食缺。买猪祭波神,入市路已绝。如今得安坐,闲对妻儿说。他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不但是他的最传诵、最有影响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诗经”里“豳风”的“七月”是中国最古的“四时田园”诗,叙述了农民一年到头的辛勤生产和刻苦生活。可是这首诗没有起示范的作用;後世的田园诗,正像江淹的“杂体”诗所表示,都是从陶潜那里来的榜样。陶潜当然有“西田获早稻”、“下潠田舍获”等写自己“躬耕”、“作苦”的诗,然而王维的“渭川田家”、“偶然作”、“春中田园作”、“淇上田园即事”和储光羲的“田家即事”(五古和七律)、“田家杂兴”等等建立风气的作品,是得了陶潜的“怀古田舍”、“归田园居”等的启示,著重在“陇亩民”的安定闲适、乐天知命,内容从劳动过渡到隐逸。宋代像欧阳修和梅尧臣分咏的“归田四时乐”更老实不客气的是过腻了富贵生活,要换个新鲜。西洋文学里牧歌的传统老是形容草多麽又绿又软,羊多麽既肥且驯,天真快乐的牧童牧女怎样在尘世的乾净土里谈情说爱;有人读得腻了,就说这种诗里漏掉了一件东西──狼。我们看中国传统的田园诗,也常常觉得遗漏了一件东西──狗,地保公差这一类统治阶级的走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制度。诚然,很多古诗描写到这种现象,例如柳宗元“田家”第二首、张籍“山农词”、元稹“田家词”、聂夷中“咏田家”等等,可是它们不属於田园诗的系统。梅尧臣的例可以说明这个传统的束缚力;上面选了他驳斥“田家乐”的“田家语言”,然而他不但作了“续永叔‘归田乐’”,还作了“田家四时”,只在第四首末尾轻描淡写的说农民过不了年,此外依然沿袭王维、储光羲以来的田圆诗的情调和材料。秦观的“田居四首”只提到了“明日输绢租,邻儿入城郭”和“得谷不敢储,催科吏傍午”,一点没有描画发挥,整个格调也还是摹仿储、王,并且修词很有毛病。到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才彷佛把“七月”、“怀古田舍”、“田家词”这三条线索打成一个总结,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根据他的亲切的观感,把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刻画出一个比较完全的面貌。田园诗又获得了生命,扩大了境地,范成大就可以跟陶潜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後来居上:例如宋代遗老的“月泉吟社”的诗里和信里动不动把“栗里”、“彭泽”来对“石湖”;而贾政的清客就只知道:“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最耐人寻味的是“月泉吟社”第四十八名那首诗的批语。诗题是:“春日田园杂兴”;诗的结句是:前村大吠无他事,不是搜盐定榷茶”;批语是:“此时无一字不佳,末语虽似过直,若使采诗观风,亦足以戒闻者。”换句话说,尽管范成大的“田园杂兴”裏里也讽刺过公差下乡催租的行迳,头脑保守的批评家总觉得田园诗里提到官吏榨逼农民,那未免像音乐合奏时来一响手枪声,有点儿杀风景,所以要替第四十八名的两句诗开脱一下。这证明范成大的手法真是当时一个大胆的创举了。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郡吏来何暴,县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携杖。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阬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汉永元中交州进荔支龙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死亡,罢猛兽毒虫之害者无数。唐羌字伯游为临武长,上书言状,和帝罢之。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进入)。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耶!”)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关品充官茶。今年闽中监司乞进关茶,许之。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洛阳贡花,自钱惟演始)。

霜落邗沟积水清,寒星无数傍船明。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月团新碾瀹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词”。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文同(一○一八~一○七九)字与可,自号笑笑居士,梓潼人,有“丹渊集”。他跟苏轼是表亲,又是好朋友,所以批评家常把他作为苏轼的附庸。其实他比苏轼大十八岁,中进士就早八年,诗歌也还是苏舜钦、梅尧臣时期那种朴质而带生硬的风格,没有王安石、苏轼以后讲究词藻和铺排典故的习气。他有一首“问景逊借梅圣俞诗卷”诗,可以看出他的趋向:“我方嗜此学,常恨失所趋;愿子少假之,使之识夷途。周密(一二三二~一二九八)字公谨,自号草窗,又号弁阳啸翁,又号苹洲,吴兴人,有“草窗韵语”,里面都是宋代灭亡以前的诗。他的“弁阳诗集”已经失传,可见他感慨宋亡的诗所谓“凄凉怕问前朝事,老大犹存后世书”,不免希望太奢!南宋能诗的词家,除了姜夔,就数到他。他的诗也学晚唐体,在一般江湖派所效法的晚唐人以外,又挽进了些李贺、杜牧的风格。诗里的意境字句常常很纤涩,例如“喷天狂雨浣香尽,绿填红阙春无痕,像李贺的诗,更像吴文英的词。这里面也许有线索可找。宋末虽然有几位学李贺的诗家(周密而外,像谢翱、萧立之等),而李贺主要是词家“炼字”的典范。“四灵”等人的诗使读者想起花园里叠石为山、引水为池,没有真山真水那种阔大的气象,周密的诗更使人想到精细的盆景。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巴陵二月客添衣,草草杯觞恨醉迟。燕子不禁连夜雨,海棠犹待老夫诗。天翻地覆伤春色,齿豁头童祝圣时。白竹篱前湖海阔,茫茫身世两堪悲。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2020欧洲杯足球竞猜陈与义(一○九○~一一三八)字去非,自号简斋,洛阳人,有“简斋集”。在北宋南宋之交,也许要算他是最杰出的诗人。他虽然推重苏轼和黄庭坚,却更佩服陈师道,把对这些近代人的揣摩作为学杜甫的阶梯,同时他跟江西派不很相同,因为他听说过“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以有意于用事”。我们看他前期的作品,古体诗主要受了黄、陈的影响,近体诗往往要从黄、陈的风格过渡到杜甫的风格。杜甫律诗的声调音节是公推为唐代律诗里最弘亮而又沉著的,黄庭坚和陈师道费心用力的学杜甫,忽略了这一点。陈与义却注意到了,所以他的诗尽管意思不深,可是词句明净,而且音调响亮,比江西派的讨人喜欢。靖康之难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候更认识他是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王铚“别孝先”就说:“平生尝叹少陵诗,岂谓残生尽见之;后来逃难到襄阳去的北方人题光孝寺壁也说:“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小样杜陵诗”。都可以证明身经离乱的宋人对杜甫发生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新关系。诗人要抒写家国之痛,就常常自然而然效法杜甫这类苍凉悲壮的作品,前面所选吕本中和汪藻的几首五律就是例子,何况陈与义本来是个师法杜甫的人。他逃难的第一首诗“发商水道中”可以说是他后期诗歌的开宗明义:“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诗!”他的“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又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表示他经历了兵荒马乱才明白以前对杜甫还领会不深。他的诗进了一步,有了雄阔慷慨的风格。在他以前,这种风格在李商隐学杜甫的时候偶然出现;在他以后,明代的“七子”像李梦阳等专学杜甫这种调门,而意思很空洞,词句也杂凑,几乎像有声无字的吊嗓子,比不上陈与义的作品。虽然如此,就因为这点类似,那些推崇盛唐诗的明代批评家对“苏门”和江西派不甚许可,而看陈与义倒还觉得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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